中南海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很神秘的，原来是皇帝住的地方建国后又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就连中共的高官们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进出的。
中共第一代领导中，有一些住进中南海，有一些没有住进，朱德原来住在中南海，后来在外边找了一套房子，搬出了中南海。
第一代领导人之后，后来的领导人中南海内因房子还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
中南海各区的划分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也叫南区）；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也叫北区）。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
中宣部搬走以后，原来属于中宣部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
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
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飞地“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还有一些领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未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几位，包括林彪、刘伯承在内，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週末晚饭后7点多锺，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
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
春藕斋则是週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两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明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著平滑的原色木地板。
西楼餐厅存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週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2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3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
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在喫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麽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牆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著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
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著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
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管理领导人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瞭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中共元老的遗孀们
按照中共惯例，在中南海办公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配偶和家人可以居住在中南海，如果这位领导人或者高级干部去世，配偶及其子女应该搬离中南海，由中央办公厅或其他相关机构根据领导人或者高级干部的生前级别在中南海外安置条件非常好的住宅，一般不是知名的胡同四合院就是西山等高级别墅楼。这样以维持中南海以办公地点为主而以生活区为辅的传统。
实际上，很多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遗孀也很自觉，不需要中央办公厅的人催著搬家。
但林佳楣自李先念去世后至今，不顾风言风语和指指点点，一直“违规”居住在中南海。
林佳楣在中共建国元老功勋的遗孀中算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经常四处走动，发表些看法。老太太敢言、直言的高调性格在高层中可谓“小有名气”。
实际上，中共建国领导人和开国功勋很多都有不止一次婚姻，经过延安和解放后进京的两次普遍性“再婚”后，和最后一位妻子的年龄相差很多，比如林佳楣就比李先念小15岁，年龄悬殊更大，活得比老头子老爷子长得多的更是比比皆是。
也因此，在中共领导人和开国功勋们去世后，形成了一个甚为可观的遗孀兵团。这些老太太见多识广，和毛主席、周总理都时不时见面，有说有笑，不当回事的。
老太太们有上一代开国元勋的光环罩着，下一代的实力撑着，所以很多别人不方便说的话她们敢说，别人不敢碰的事她们敢碰，为自己的子女争名夺利那更是“当仁不让”。这些都让后来小字辈的领导人甚是头疼，却又得罪不起。一般她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满足”。
西花厅的新主人
宗海仁在《朱熔基在1999》（明镜出版社）一书中这样披露：
1998年树叶凋零的时节，我又一次回到了中南海。记得半年前离开的时候，恰好是朱鎔基就任总理后的两个月。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新闻发佈会上，朱鎔基动情的话语令我和我的同事饱含热泪，全国老百姓都为有这样一位有魄力的总理而庆幸：中国有希望了！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所看到、听到和议论到的最多话题。
我离开之前，因为换届，中南海的北区正面临调整（中南海分南区和北区。南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地，北区为国务院办公地）。原总理李鹏、原副总理姜春云、原国务委员李铁映、李贵鲜、宋健、彭佩云、陈俊生都不再在国务院任职，按规定应搬出北区办公地。这实在是极其平常并且合情合理的。朱鎔基上任后，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根据指示决定调整办公楼，调整方案是：
一，腾出离任的原国务院领导办公室；二，腾出已故中共元老李先念遗孀林佳楣及其儿孙们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其改作朱鎔基办公室。
说到这里，还得铺开一点说，李先念遗孀林佳楣及其儿孙们居住的那套住宅，是七十年代末汪东兴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建造的。华国锋下台时，李先念立即将在西皇城根南街九号的住宅对换给华国锋，自己搬入了华国锋的住宅，并且一直住到今天——在他过世七年之后，他的老婆和儿孙们仍然住著。
因此，到国务院第一、二、三会议室开会的人们，或是在北区办公的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经常能看到儿童在院内学骑车或玩游戏的情景，这多少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中南海，真的象对老百姓所宣传的那样神圣吗？
还有，在任总理的最后几年，李鹏开始特别关注北区一块最重要的闲地——西花厅，这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自搬入中南海直至终老一直工作与生活之地。对于西花厅，在邓颖超去世不久，李鹏就现出觊觎之心，他先以一些老同志的愿望为名，提出将西花厅辟作周总理邓大姐纪念馆，并以此作藉口将其搁置起来（李明知作为中央核心办公区的中南海这一带不可能对外开放，他提出这个意图，在于防止别人提议将西花厅改作办公区，而自己此时入住西花厅又觉得时间不妥）。
1996年，对李鹏来说时机基本成熟了——再过一年多他就要卸任总理了，离开国务院得找一个好去处，思前想后，最合心意的莫过于入住西花厅。随即他亲自作出指示，由国务院办公厅对西华厅进行了整修，用意很明显，西花厅要有新主人了，不能再闲著，而最有资格做新主人的非李鹏莫属，因为他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儿子。
当调整办公室的信息传来后，我们都很振奋：新总理创造新气象了，北区成为大杂院的日子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认为这事若能办成，朱鎔基果真不同凡响（是的，此事在香港或在西方根本不值一提，但在中国仍称得上举足轻重。）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我离开的那天北区依旧，事隔半年后重回中南海，国务院领导人办公室的调整是否真的按原计划实现了呢？
坐在中海边的长椅上，平视著波光涟漪中乾隆御笔的“太液秋风”亭，我的同事感叹地说，“难啊！”沿著毛泽东住过房屋的游泳池旁的围牆，经过紫光阁、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又来到了那片熟悉的办公区。
西花厅有了它的新主人，荣任委员长的人当然如愿以偿；托李先念的福，林佳楣和她的儿孙们依然住在这个称之为“北院核心”的大宅院里，依然有解放军战士为她们一家三代守护；与国务院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李铁映、李贵鲜，依然佔据著北区的办公室；自觉的人倒有：宋健、彭佩云、陈俊生。
直到现在，每年春节，一班李先念的原秘书都要相约去中南海探望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当然有些人多少是盼著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声音带到中南海，让老太太帮著给解决协调下。
然而，共产党仅凭自觉能巩固政权吗？难道纸能凭良心约束自己吗？这使我想起了最近一些省份的领导人在分省级干部住宅时，将够标准的原住房退出来给新提拔的省级干部住，而自己住更新更豪华住宅的情景，也许他们认为这太正常，也许他们就是从中南海获得的启示，所以“三讲”时，他们中谁也没有检讨，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不足挂齿的事呀。可是，全国这样的情况远不纸是一个省、几个人呀！
朱鎔基最后终算搬进了李鹏的原办公室，然而他的秘书班子依旧，仍然是这麽三个人（比起江的十多人、李的近十人，难道不精干？）调整北区办公室只实现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一，这一区区小事是否预示著朱先生施政的一些麻烦和困难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