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30日在天津举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家乔润令在论坛上指出，许多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城镇化进程，以致需要承担“无限责任”，最终出现“被套牢”的风险。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指出，这种过度介入除了地方政府自身可能被城镇化“绑架”之外，也可能使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的新宅和公共设施大部分由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支付，户改之后政府要支付农民社保等费用、额外的城市管理成本以及政府补贴农民新居后的物业费用等。

  但以此方式推进城镇化，资金能否平衡完全依赖土地价格上涨，不可持续。同时，无论是现在的四川成都、重庆、天津还是浙江嘉兴模式，在操作过程中，周期都在3—5年时间。随着建设材料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要求提高，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各种城镇化模式普遍面临的挑战。

  此外，为吸引农民进城，地方政府多给予政策支持，如物业费减免、企业税费减免和返还、上级财政补贴等等，但这些优惠政策也不可能始终持续。

  “低成本是中国区域城镇化实践是否可行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乔润令呼吁，政府将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农民，把更多的操作领域交给市场。

  同一论坛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称，过去城镇化的一个问题是市场化不够深入，导致重要领域的准入门槛高、竞争不充分，结果各种审批权集中在政府部门手里，市场很难起到充分作用。

  此外，中国法制化进程不够完备，对政府手中的大量权力缺少监督和法制约束，“这就构成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倾向，即市场失灵”。于是，本该通过市场竞争配置的资源特别是城镇化进程当中的发展性资源，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刘伟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就是在着力解决上述两个领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