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但没有“文化”

　　十年动乱之后，尽管各种宣传媒介已经对古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行了很多的宣传，但并没有让所有的部门和单位都能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市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认识水平，并使他们在行动上予以支持，还需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

　　有“历史”没“文化”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个别名城。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里曾经繁荣昌盛的地方，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都有不同程度的衰落。一些名城由于缺乏考证资料，往往被盲目地改建、复建，使有价值的原貌和储存历史信息的部分消失了，却被一批假古董取代。如名城漳州，拆去了残存的古城门的墙基，复建了一座贴瓷砖的古城东门，使新城门成为一个可笑的建筑立在那里。又如在莆田，号称“莆田天安门”的古谯楼的承台原为白色花岗岩，却被抹上一层水泥沙浆，还被涂成难看的紫红色。曾被誉为小上海“东方威尼斯”的涵江，完全可以和威尼斯媲美的宫口河岸拱廊建筑群，却在文革以后、经济大潮初期被拆除殆尽(图3)。

从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出发，开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新局面

　　从目前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看，反映出来的并不全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文化素质方面的问题。例如，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可是从破坏城市总体格局和文物保护单位，到不断增加首都不该有的职能从而造成人口的爆炸……哪一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文化问题呢？！这种有文化和没文化、高层次文化与低层次文化、真文化与假文化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保护北京城的意见；如果不拆除北京城墙而另外建一个新北京城；如果北京不过多地把所有的中心职能都集中起来……现在保护这座名城就容易得多。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决策部门的文化意识、知识水准。

　　反思一下近代中国，文化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所有真理中最浅显的一个，可是一遇到具体需要保护文化古迹时，要向一些名城的主管单位说明这一基本道理却十分艰难。事实证明，宣传民族文化的意义、宣传保护古建筑和一切古文化遗产的意义，仍然是今后一个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从研究城市历史文化深层次内涵出发，进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

　　近十余年来，人们对九十多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习俗与民族风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以某个文化主题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专项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以发掘文化内涵为先导的城市建设原则决策工作。如西安的唐文化，荆州的楚文化，开封的宋文化，洛阳的周文化，安阳的殷商文化，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天津、上海、大连、长春、青岛、哈尔滨的外来建筑文化等。并且通过对各种相关文化的研究，可逐渐集中一批对本城市历史、文化、艺术有一定研究和造诣的学者。这些学者参与城市建筑决策，保证了城市建设方式的正确性。如泉州的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学者多达数百人，研究课题多达数百项，从科学史、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到具体的群众艺术、陶瓷、造船、雕刻、戏剧、民俗、语言、绘画……几乎无所不包。有些学者还到国外进行讲学，形成了名城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学者群的形成，对泉州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决策进行监督、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某些破坏行为。

 

 

 

建立这样的学者群，并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因为这一学者群是松散的，分布在城市的许多部门，它可能以某个文化团体或机关如文物局、文管会、规划处、建委、文化局等为核心，也可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民间学者。市长和各级管理部门应支持和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逐渐成为市长的“智囊团”。 

建立主题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过程中必定形成了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结构逻辑性，并将其反映在城市格局和建筑空间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应传承、拓展这些历史结构逻辑和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既丰富又复杂，除了有文化的大系统外还有若干个子系统。名城学者群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文化形成过程的各个细节，必须了解这个系统的总体情形及子系统的局部状况。一般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鼎盛时期的文化，常被作为该城的主题文化。这样容易抓住重点，形成城市特色单元(图4)。

　　若不能按照历史文化空间体系逻辑来组织和构成分散的特色单元，将不会形成鲜明的城市风貌特色。因此，需要一个历史文化体系，按照体系决定各个子系统的重要性。有些子系统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什么遗存或痕迹，这就需要仔细研究它的出现方式。有些主题文化特别明确的城市如辽宁兴城，是明末的防御性战略城市，它的大系统是军事防御系统，其子系统就是防御中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均应有相应的出现方式与展示方式，才能给人以完整的印象。